《大明會典》一書主要根據(jù)明代官修《諸司執(zhí)掌》、《皇明祖訓》、《大明集禮》、《孝慈錄》、《大明律》等書和百司之籍冊編成，記載典章制度十分完備，凡《明史》所未載者，多有交代，為研究明代史的重要文獻。
洪武二十六年，明太祖朱元璋仿《唐六典》敕修《諸司職掌》。
分吏、戶、禮、兵、刑、工六部和通政使司、都察院、大理寺和五軍都督府十門，共十卷，記載了明王朝開國到洪武二十六年前所創(chuàng)建與設置的各種主要官職制度。
英宗朝開始修纂，孝宗嗣位后，因洪武后累朝典制散見疊出，未及匯編，不足以供臣民遵循，遂于弘治十年三月，敕命大學士徐溥、劉健等進行系統(tǒng)纂修，十五年修成，賜書名為《大明會典》。
只是，直到明孝宗死，《大明會典》都未來得及頒行。
正德四年，武宗命大學士李東陽等重校，正德六年由司禮監(jiān)刻印頒行，世稱《正德會典》。
嘉靖年間，會典凡兩次續(xù)修。
嘉靖八年，將弘治十五年至嘉靖七年續(xù)定事例，照前例查出纂集，以類附入。
嘉靖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，又詔閣臣續(xù)修新例，續(xù)修會典達53卷，世稱《嘉靖續(xù)纂會典》，然未頒行。
神宗萬歷四年，明神宗朱翊鈞“敕命”張居正為總裁，重修《大明會典》。
實際上，以魏廣德的判斷，張居正主持此事，也是為了將他進行的改革編入會典之中以為永例。
魏廣德并未參與《大明會典》重修，但要增加東西也是易如反掌，畢竟寫手主要還是來自翰林院。
紫禁城飛檐上的最后一道金暉悄然褪去，鐘鼓樓的暮鼓震碎鴿群盤旋的軌跡。
巡城兵馬司的兵丁轉動千斤閘的絞盤，青石板上蹄聲嘚嘚，馱著貨物的騾車碾過棋盤街的余溫。
正陽門箭樓挑出第一盞氣死風燈，宛平縣令的轎影掠過棋盤街，燈籠上的“肅靜“字樣在暮色里洇成兩團朱砂。
崇文門稅關的木柵咯吱落下，漕船桅桿的剪影卻仍在通惠河上搖晃，船娘舀起一瓢漂著槐花的運河水，潑碎了倒映在波紋里的東便門月城。
八大胡同的紗燈次第燃亮，琉璃廠書肆的伙計踮腳取下“慎獨齋“的楠木匾，一縷檀香煙從智化寺藻井間溢出，纏住大隆福寺風鐸的清響。
打更人沙啞的“小心火燭“漫過泡子河的蘆葦，順天府衙的燈籠巡至國子監(jiān)檐下，驚醒了欞星門上棲著的寒鴉。
這就是夜幕下京城最后的景象，魏廣德書房在書房里再次見到了勞堪。
“我已經和陳大人說過了，不過他還沒有給出態(tài)度，說要好生思量一番。”
勞堪坐在太師椅上，有些苦惱的說道，“我把該說的都說了，面對當下局勢，最好的人選其實就是海瑞。”
“陳大人應該是擔心首輔那關過不去，說起來當初我也是想岔了，他初來乍到，如果貿然推舉海瑞復出，出任南京都察院僉都御史，多少有點不給張江陵面子的意思。”
很多時候，一些很簡單的事兒在當時你就是意識不到。
但是只要稍微等一等，過段時間在提起時，就會豁然貫通，想通許多細節(jié)。
“下來我也在考慮，應該就是為了這個事兒，現(xiàn)在看來，要都察院舉薦海瑞，怕是還有些難度。”
勞堪低聲說道。
“嗯，這個事兒容我再想想，若是不合適，就由我先和張江陵商談一番，看看他的態(tài)度再說。”
魏廣德確實對啟用海瑞動了心思，滿朝大臣，他能放心安排去負責為朝廷收取商稅的，也只有這位了。
別的人，魏廣德多少有些不放心，特別是制度初創(chuàng)之時，問題更多。
若是一開始不能把制度完善好，后面怕是會出許多亂子。
否則，真要是遇到阻力，大可拋之腦后就是了，也沒必要為此費心費力。
“聽說你的勸農司準備在各省都建立衙門？”
說完海瑞的事兒，勞堪忽然問起勸農司來。
“怎么，聽到什么消息了？”
據(jù)魏廣德所知，潘尚書已經接受了魏廣德的建議，答應回禮部書寫奏疏，請求將勸農司下設到省一級，便于對各地農耕的指導。
不過已經過去兩天時間了，禮部并沒有奏疏上來。
“呵呵，聽說禮部里面這兩天都在為此爭論不休，許多人認為為勸農司在各地開衙是在浪費民脂民膏，很是不同意。
都是說布政使司內有禮科，直接對接禮部事務，完全沒必要單獨開立衙門。”
勞堪笑道，“我也是今兒才聽下面御史在議論這個事兒，若是善貸你推動的，盡快讓禮部行文，再拖延，怕是有御史要上奏表達態(tài)度了。”
“那些御史是什么意見？支持還是反對？”
魏廣德好奇問道。
“反對的有兩個，支持的有三個，其他的還沒想好。”
勞堪馬上就答道，“反對的認為破壞祖制，和禮部里現(xiàn)在反對的意見差不多。
支持的則認為這樣做能彰顯朝廷對農業(yè)的重視，應該盡快執(zhí)行。
畢竟大家都是從地方上一步步考上來的，沒人會忽視農業(yè)對國家的重要性。
太祖開國就極重視農業(yè)，現(xiàn)在陛下不每年也要參加春耕禮，足可見勸農司的重要性。
特別之前你讓勸農司給京城各家送去一批番薯，大家吃著還都覺得好吃，又甜又香。
對了，當時我不在京城，衙門里分番薯可沒收到，是不是該安排給我補上。”
“你又不是沒吃過那東西。
再說了，現(xiàn)在種植園里似乎也沒多少番薯了，之前收獲的除了分發(fā)外，其他的研究如何儲存，但是都壞掉了。
到現(xiàn)在，擴大種植番薯，還得靠番薯藤，聽說呂宋那邊氣候好，一年四季都可以種，他們直接把番薯切成小塊就能種地里。”
魏廣德嘆氣道。
“儲存時間短是吧，這個我倒是也聽說了，挖出來兩、三個月內吃掉還沒事兒，三、四個月吃不完就會壞掉。”
勞堪說道。
“給張科的信送出去沒有?”
魏廣德忽然問道。
“已經通過驛遞發(fā)出去了。”
這時候運河處于半停航狀態(tài)，只有南下的船只，沒有北上漕船。
不過，對于商家來說，若是有南送的貨物，也早就發(fā)出去了，自然沒有老鄉(xiāng)能順便幫忙把信帶回去。
不過都是官員，通過驛遞，把書信送到九江府，再有九江府官差送到張科手里也是可以的。
雖說有公器私用的嫌疑，但驛遞放那里，不用也是閑著。
不過明朝建立了龐大的驛遞系統(tǒng)，但是僅用來傳遞官府公文、急件，多少感覺有些浪費。
明朝時期，驛遞系統(tǒng)達到了古代的巔峰。
明初建立了詳細的驛遞法令，規(guī)定了驛卒的管理和物資的調度，驛站、遞運所、急遞鋪共同構成了一個龐大的驛遞網絡，確保了國家政令的高效傳遞。
快馬加鞭傳文書，驛站來往皆官客，就是大明驛遞的主要工作職能。
“你說，有沒有可能讓驛遞如前朝那樣，也接受民間書信、少量貨物的運輸傳遞差事兒？”
魏廣德忽然問道。
驛遞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商周時期，那時的驛遞還只是一個雛形，叫“馹傳”，盡管這個時期的交通方式和通訊工具還相當原始，但類似驛傳的方式已經開始顯現(xiàn)。
當秦始皇統(tǒng)一六國后，驛遞系統(tǒng)迎來了一個質的飛躍，秦始皇不僅建立了一個以咸陽為中心、覆蓋全國的驛道網絡，還頒布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郵政法律，名為《秦郵律》。
這部法律詳細規(guī)定了驛傳的具體流程，比如文書傳遞的時限、交接方式等。
可以說，秦朝的驛傳系統(tǒng)是古代郵政制度的奠基石。
當時的驛卒要求極為嚴格，他們必須年輕、強壯，且誠實守信，每份文書都需要密封好并加蓋印章，防止泄密或私拆，驛卒們肩負著極大的責任，若傳遞文書有任何差錯，都有可能受到嚴厲懲罰。
到了漢朝，驛遞系統(tǒng)進一步得到完善，漢朝在全國范圍內建立了密集的驛站網絡，五里一郵，十里一亭，三十里一驛，驛站的數(shù)量和密度極大提高。
這些驛站不僅僅用來傳遞文書，還承擔了官員和貨物的運輸功能，漢朝還引入了“驛券”制度，官員出差時必須持有驛券，類似于今天的通行證。
漢朝的驛卒們也有了統(tǒng)一的著裝，他們戴著絳紅色的頭巾，穿著套袖，遠遠一看就能認出他們的身份，而這種統(tǒng)一的制服設計和后世快遞員著裝有異曲同工之妙，方便識別，也讓驛卒們在執(zhí)行任務時更具威嚴。
到了唐朝，驛遞系統(tǒng)不僅服務于國家政令的傳達，也開始向民間開放，商人和普通百姓也開始依賴驛站進行貨物運輸和通信。
到了宋代，驛遞系統(tǒng)變得更加精細化，中后期也允許民間文書附遞，普通百姓可以通過驛站傳遞信件，解決了民間通信的需求。
這一制度的出現(xiàn)，極大地方便了民間的交流，也推動了社會經濟的發(fā)展。
不過到了現(xiàn)在的大明朝，驛遞似乎回到最初的目的，那就是保證朝廷政令暢通。
官員們有書信倒也可以通過驛遞傳遞，只是并不對平民開放。
“東南沿海省份其實早就有民信局，只是一般只在省內傳遞書信、貨物。”
沒想到，勞堪馬上就對魏廣德話給出了回應。
“民信局？那是什么？”
魏廣德好奇問道，聽到這個詞，魏廣德就有種回到民國時期。
“永樂年間由寧波幫商人創(chuàng)辦，民信局是由私人經營賺跑腿錢的商會，業(yè)務包括寄遞信件、物品、經辦匯兌......”
勞堪在福建干了多年，對當?shù)孛裥啪诌€算熟悉，很快就把情況給魏廣德說了個清楚。
魏廣德越聽越覺得就像后世的郵電局，送信和貨物，還辦理電匯。
當然，服務過程中也收錢。
之所以覆蓋范圍狹窄，主要就是不管是書信還是貨物，都是依靠原來的商路運作，也就是在本身經營之外，順便幫平民帶點貨物、書信和銀錢。
“若是朝廷把驛遞也如民信局那般運營，任之以為如何？”
魏廣德嘗試著問道，“當然，民間書信、貨物不必急遞，只需每日如普通公文般在各驛站間相互接力傳輸，收取銀錢算做驛遞收入，抵扣維持驛遞的費用。
如此，驛站每年向當?shù)毓俑饕捏A站銀也可以減少一些。”
明初驛站是徭役制，驛卒沒有工錢，算是充作徭役。
不過這樣運營后發(fā)現(xiàn)，驛卒頻繁變動讓驛遞效率變得極差，于是改為雇傭專門的驛卒完成工作，而所需銀兩則是地方官府向地方攤派，也就有了驛站銀這一項。
而且，驛站往往還會把驛站周圍的土地圈起來，算做驛站田地進行耕種，滿足日常所需。
畢竟，許多驛站的位置往往偏僻，若沒有此項很難維持下去。
“難，地方上收取驛站銀時間已經很長，大家都習慣如此。
不過，驛遞向民間開發(fā)倒是可行，所賺錢財可以補貼兵部或者驛卒，驛卒的收入其實也不高，可以說還是很辛苦的。”
魏廣德想法很好，不過勞堪一下子就看出很難實行。
已經形成收取的慣例，朝廷若是減少驛站銀，怕是地方上也不會減少這項稅收，最后百姓依舊承擔這份責任，但好處全流進地方官員的腰包里。
與其讓他們得了好處，還不如充入兵部或者作為補貼發(fā)給辛苦跑腿的驛卒。
當然，驛卒的差銀應該也不會全部拿到，上下總會有些克扣，但總能落到手一點。
“而且，民間書信傳遞畢竟有限，想靠此賺錢幾乎不可能，也就是方便平民而已。
倒是可以將郵費算低一些，每年將此項收入分給驛卒，如此百姓得了好處，驛卒也有進項。”
勞堪又分析一波，算是比較清晰的把賬算出來了。
此時大明人口流動確實很低，百姓傳遞書信的需求不大，想靠郵費賺錢還很是白日做夢。
“這么說來，此事可行？”
魏廣德問道。
“我認為應該可以，也不費什么力氣，驛遞都是現(xiàn)成的，只要和兵部說好。”
勞堪笑道。
“既如此，任之，此事就由都察院和兵部協(xié)調一番可好？”
魏廣德說道。
“嗯，行，那就我去和兵部說，只是一份書信收取幾文錢，還得好好琢磨一番。”
勞堪點頭答應道，“禮部那邊....”
“我會去催催。”
魏廣德笑道。